冷凍卵子技術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究竟如何，它又是否能夠爲女性奪取自主生育權的鬥爭提供支持?
《紐約時報》上刊登了一位女士的文章，她後悔沒能及時要一個孩子。她在文中對一位37歲的女士，以及讀者呼籲道：“去凍卵吧，就現在!”
據說，越來越多的健康女性開始選擇冷凍卵子。儘管沒有官方數據，兩家大型生育中心的數據指出，從2010年起，尋求自主凍卵的女性數量每年都在翻倍，而輔助生育技術，尤其是體外受精的實施案例在過去十年中也已經翻倍。
凍卵和體外受精的增長其實是全球人口變化趨勢的體現：全世界的富裕人羣都在推遲生育。根據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數據，2012年，35歲及以後才初次生育的美國女性人數比40年前增長了8倍。這種趨勢也創造了一個規模極大的產業：在《嬰兒產業》一書中，前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現巴納德學院(BarnardCollege)院長Debora Spar估計，美國的生育產業在2004年的價值約爲30億美元，其中體外受精和生育藥品佔據了24億美元。在2006的文章中，Spar預測市場的下一個明顯增長點在於，將服務從不孕女性(佔美國女性的15%)向健康可孕女性的擴展，她們將會非常願意通過凍卵來規避未來的生育風險。
2014年10月，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稱蘋果公司和Facebook公司將向選擇自主凍卵以延遲生育的健康女性員工支付2萬美元的補貼，此事在網上引起熱烈討論。支持者認爲這是爲事業型女性提供的一個大膽的新型權利;而反對者認爲這是一種自私的舉措，以昂貴並有風險(他們認爲)的措施來延長女性工作時間。
經過此事，這些科技公司有效地宣傳了這種新型生育技術，使人們更加相信，對於一位無子女、30多歲、有能力支付相應費用(僅藥物和取卵過程的花費爲1萬到1.5萬美元)的女性來說，冷凍卵子將成爲一個順理成章的選擇。
凍卵有哪些風險?
對於很多人來說，凍卵似乎是一件“謹遵醫囑”即可的事。然而在這場辯論中，人們忽視了凍卵的效果和風險都是尚未明確的。畢竟，卵子冷凍還是新科技。
迄今爲止，全世界只有2000個嬰兒是通過低溫凍卵技術出生的。早期數據稱凍卵是一個女性在40歲以後生育子女的最佳賭注，但把凍卵描述成可靠的生育保險，會使女性過分依賴於這種還在改進中的技術。
凍卵的技術難點在於解凍卵子。“已經有上百名女性向我詢問凍卵技術。”謝迪格羅夫生殖醫學中心(ShadyGroveFertility)和美國卵子銀行(DonorEggBankUSA)的首席胚胎學家MichaelTucker說。自從他在1997年發表了一篇關於老式凍卵技術的文章，潮水般的來電便向他涌來。那時，胚胎學家還在使用“慢速冷凍法”，而他和該領域其他人員逐漸發現，這種方法是不可靠的。作爲人體最大的細胞，卵子是高度液態的;它在冷凍過程中會形成冰晶，而冰晶會使卵子在解凍時開裂。
在20世紀90年代末，科學家開始發展新的“玻璃化冷凍法”。先將卵子脫水，加防凍劑，再在低溫下速凍，防止它形成冰晶並提高成功解凍的機率。在過去的十年裏，玻璃化冷凍法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慢速冷凍法。有了它，Tucker可以“更自信的說：是的，我們能提供穩定優質的生育服務”。
謝迪格羅夫生殖醫學中心裏通過凍卵技術誕生的200個嬰兒支持了這種說法，但Tucker和其他醫生一樣，認爲凍卵的成功與否和機構的選擇關係極大。玻璃化冷凍需要相當的技巧，Tucker說這個過程要求操作者擁有協調的操作和精準的判斷，他補充說：“我們有26名胚胎學家，而我只信任其中6位的玻璃化技術，還有4位即將勝任。”曾經負責全國範圍內玻璃化冷凍操作培訓項目的Tucker說，他相信還需要至少4年才能使全部的診所都可以提供穩定的結果。“這聽起來有點兒自吹自擂，”Tucker承認，但他並不是唯一一個作出這樣謹慎評估的人。
負責對美國生育機構進行自我監管的美國生殖醫學會(AmericanSocietyofReproductiveMedicine，ASRM)尚未做好對冷凍卵子商業化進行支持的準備。2012年，由於玻璃化冷凍法的成功和相對安全，ASRM去除了凍卵的“試驗性”標籤。
對女性來說，凍卵過程中的主要風險是由促排卵藥物引發的卵巢過度刺激綜合徵。它可以引起浮腫，更嚴重時會有小便不通和出血。ASRM稱，如果不做胚胎移植，發生卵巢過度刺激綜合徵的概率很低：在使用促排卵藥物的女性中，大約只有0.4%～2%會發生嚴重的卵巢過度刺激綜合徵。
而更加嚴峻的問題是，依靠冷凍卵子出生的嬰兒所面臨的長期健康風險尚未得到確認。這項技術太新，還沒有足夠的長期研究對其提供支持，但是ASRM還是列舉出了近期研究中的一些正面結果。
什麼樣的女性適合凍卵?
ASRM支持出於醫學原因的凍卵行爲(主要是針對罹患癌症，並將在化療後喪失生育能力的年輕女性);而不支持爲了延後生育時間而廣泛進行的自主凍卵。
在對近1000篇文獻進行的調研中，ASRM只發現了4例對新鮮卵子和冷凍卵子進行比較的隨機控制試驗，而它們主要是來自高受孕機率的年輕卵子提供者的臨牀數據，而不是來自臨牀中更常見的、30多歲女性的數據。由此，ASRM總結認爲，女性不應當依靠凍卵來延遲生育年齡，因爲“沒有數據能夠證明此種凍卵行爲是安全、有效、符合倫理、低情緒風險，並有足夠性價比的。”
這就成了自主凍卵的第二十二條軍規：在足夠多的嚐鮮者參與試驗以前，它的真實有效性只能是個未知數。
當然，在那些想要規避生育風險的年輕女性面前，ASRM的說法還是過於謹慎了，以至於無法真正引起她們的思考。事實上，多個身爲ASRM成員的生育診所，都在過去幾年中對自主凍卵進行了積極的支持。2010年，有143家生育診所宣稱可以提供凍卵服務，其中63家提供自主凍卵服務。提供自主凍卵服務的耶魯生育中心(YaleFertilityCenter)負責人PasqualePatrizio稱，這是一項很有前景的技術(該機構不是卵子銀行的成員)。Patrizio重複了一個常見的論調：一名女性冷凍了卵子，她就凍存住了用那顆卵子懷孕的機會。他在看過ASRM年會上的一些確定性數據後說：“更多的數據就要出現了。”
紐約大學生殖中心的NicoleNoyes醫生提供了上述數據：通過凍卵技術，紐約大學生殖中心已經有62例生育或懷孕案例，成功率爲44%，與體外受精1/3的成功率相比，這個結果非常誘人。這62個案例中，有31例中的女性使用了她們自己的卵子。在這些案例中，使用25～34歲時冷凍的卵子的患者，在一個生理週期中成功懷孕的概率是42%，而在使用35～40歲、41～42歲時冷凍的卵子的患者身上，這一成功率分別爲37%和33%。
Noyes表示，她可能會把上述結果修訂得更加保守一些。爲了更保險，女性應該爲一次懷孕冷凍20顆卵子;如果她們的年齡接近40，則需要經過大約3個生理週期，才能取到足夠數量的卵子。也就是說，想要以此懷孕的女性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當然，還有金錢。在紐約大學生殖中心，一套冷凍卵子的工序加上2年的貯藏期和3次解凍及使用卵子，目前大致需要39410～46560美元。
需要更多數據支持的成功率
Tucker提供的尚未發表的數據與Noyes的結果相似：在謝迪格羅夫生殖醫學中心，98例嘗試用自己的冷凍卵子懷孕的案例中，有36例已經生育或懷孕。這意味着，女性有36.7%的概率可以通過凍卵體外受精懷孕或生育，這一概率以及成功率隨年齡變化的情況都與Noyes的結果相似。
作家SarahElizabethRichards在她爲《華爾街日報》撰寫的文章《爲什麼我選擇冷凍卵子(你也應該這麼做)》中引用了上述積極結果。在36～38歲期間，她以接近5萬美元的價格冷凍了70顆卵子。
然而，來自更多診所的更大規模的數據則顯示，紐約大學生殖中心和謝迪格羅夫生殖醫學中心的高成功率只是個例。2013年的一項薈萃分析表明，1805名患者的2265次卵子解凍和胚胎移植結果中，成功率僅爲Noyes形容的一半。對於一次移植3個胚胎的患者，35歲時一次性成功懷孕的概率是19.3%，38歲時爲16.5%，40歲時爲14.8%。凍卵的反對者用這組數據來宣稱：凍卵的失敗率太高了。
爲了從這些相反的數據中得到更清楚的結論，我諮詢了KuklukOktay。他是紐約藥物大學(NewYorkMedicalCollege)的生殖內分泌學家，以他在卵巢組織冷凍方面的革命性研究而聞名，這項技術可以爲癌症患者提供生育保障。Oktay對於2013年的薈萃分析被用於反對自主凍卵有些驚訝。他認爲，這是一個比較保守的評估，因爲這些數據來自不孕的患者，而她們本身就比健康女性更加不易受孕。儘管如此，他還是認爲這項評估結果是患者可以得到的最有參考價值的數據。此外，他還認爲像Noyes那樣，只用少數案例就得出不同年齡卵子提供者受孕成功率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現在還沒有能夠真正說明自主凍卵是否能幫助女性保持生育能力的研究。”Oktay說。就像Patrizio一樣，他告訴我這是因爲，無論女性健康與否，她們都很少會在凍卵後真的回來解凍她們的卵子。所以儘管已有的數據看上去不錯，醫生仍然不能對此做出任何保證。
由於目前還沒有對不同診所的統計項目進行比較的標準，這些數據就變得更加難以理解。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和ASRM的體外受精數據並沒有追溯到卵子冷凍的環節。它們都警告患者不要用它們的數據去比較和選擇診所，因爲一些診所會回絕那些高齡、不孕的患者，或是在治療效果不佳時提前結束療程。在診所的選擇上，患者通常只能依靠那些不確定的風評。
“你需要看一看第三方數據。”Gina Bartasi說。她是卵子銀行的母公司FertilityAuthority的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她在採訪中把選擇凍卵診所和選擇賓館進行了類比。卵子銀行可以方便地替女性比較不同診所的價格(紐約大學生殖中心單次凍卵的收費就比隔壁的康奈爾大學維爾醫院高出2400美元)，但還無法對不同診所的成功率進行比較。
Patrizio說，最重要的是要讓患者知道，凍卵不是生育保險而只是“希望”。Oktay告訴患者，“保險條款能夠保證你在房屋着火時得到賠款”，所以，“凍卵並不是一種保險，而是彩票”。他告訴患者不要依靠凍卵來延遲生育。“冷凍上你的卵子，然後假裝你並沒有這樣做過。”
解放女性的技術，還是更加深刻的社會偏見?
在我所在的布魯克林地區，體外受精已經成爲了一種新常態。只要付出足夠的努力，花費足夠的時間、金錢和精力，任何人都可以成爲父母。卵子銀行將自主凍卵視爲這一潮流的一部分，鼓勵女性掌控自己的生育命運。
Richards告訴我，她認識的凍卵女性會講起自己心理上的優勢，這部分是因爲凍卵減輕了她們的婚戀壓力。“如果你相信這些凍存的卵子最終能夠生效，就可以生活得更加自信。”凍卵賦予了女性決定自身生活方式的權利，讓她們擁有更多選擇，從生理宿命中獲得解放。
然而，這種賦權的背後卻體現了更爲深刻的社會偏見。Emma Rosenblum在她2014年的《彭博商業週刊》封面文章中發現，事實上，女性選擇凍卵最主要的原因是她們尚未找到伴侶：“晚些生孩子?凍卵會真的能解放你的事業?”Noyes的團隊對183位凍卵患者推遲生育的原因進行了調查，發現只有24%是出於職業考慮，而88%都提到她們還沒有伴侶。不論這個新選擇是否出現，女性仍然被期待成爲母親，而如果沒能生育，社會和女性自身都會認爲，她將後悔終身。而凍卵機會的出現，反而更加深了對女性的這一傳統期待。
在對冷凍卵子進行了解的過程中，使我深受打擊的不僅僅是尚不明確的技術前景，更是因爲我自身無法達到它所要求的心理狀態：我要相信這項技術去冷凍自己的卵子，卻不能相信它真的能改變我的人生選擇，它不能讓我真的去選擇延遲生育，真的去選擇不依靠男性而生育，真的去領養或者真的選擇不生育。我不知道我要怎麼做。
我確定知道的是，我不願意爲這項使社會問題更加嚴重的技術付費：有錢的女性可以選擇生育的時間和方式，而貧窮的女性則不可以;女性依舊被期待擁有一個有血緣關係的孩子;即便在不能生育的夫婦中有三分之一是因爲男性的問題，無法生育依舊只是女性的錯，也必須由女性來解決。“這種感覺一直環繞着我，”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對她來說，凍卵讓她感到“孤單，羞恥，和無望”。
我同樣確定知道的是，我不想陷入這樣一種命運，把我生命中平凡而明媚的一個月時間，奉獻給激素注射產生的浮腫、盆腔超聲、體重增加，以及對未來的深深憂慮。
如果我選擇不凍卵，我將辜負了Noyes、多位紐約時報作者，以及遛狗時遇到的鄰居的忠告，我將辜負了那些女性生育能力隨年齡下降的統計數據，辜負了市場上最好的現有技術解決方案。而在未來的某一天，我可能會因爲無法生育而責怪自己。所以在我看來，凍卵不是生育保險，它只是能幫助你避免後悔的一劑偏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