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客徐天(化名)乘坐出租車時，被隱藏在車裏的針頭扎傷。經檢驗，針頭內殘留液體中，HIV抗體爲陽性。徐天開始吃阻斷性藥物，也開始了一個“假性艾滋病”患者的生活。短短3個月，他失去了工作和女友，變得消極、壓抑，體會了艾滋病人的一切痛苦。儘管最終結果，他沒有被感染艾滋病毒，但這段奇異的旅程帶來的影響，似乎不那麼容易消除。何時結束，還未可知。
記者探訪
90天的碎片式生活
最苦是等待
“走在北京的路上，我就像個過街老鼠，所有人都在看我。”
徐天的生活被一支針管紮成了碎片。從8月22日，第一次檢測出針頭上HIV抗體爲陽性，到11月22日，最終檢測結果證明徐天未感染艾滋病毒。3個月，90多天，徐天的生活軌跡不再是線性的，而是一個個片段。他能做的就是等待結果。
徐天第一次向多家媒體一起講述事件原委的時候，是在他從海淀區東昇派出所做完筆錄出來。雖然不是第一次講，但仍然越說越激動。看見有人舉起相機，立馬用手擋住，不讓拍。講着講着，他猛地一回頭，發現攝像機正對着他的背影。他擡手指着攝像機阻止，眼裏冒着紅。
徐天挺害怕。記者走進他的小屋，第一感覺就是“整齊乾淨”。可徐天說，他已經兩個多月沒有收拾過房間了。之所以整齊，也是因爲這兩個多月裏他也沒移動過什麼東西。
“害怕。”徐天說，他晚上害怕得睡不着覺。屋外的燈是聲控的，晚上只要有人回來，一跺腳開燈，他就嚇一跳。直到凌晨兩點以後，“沒人了，踏實了。”
“感覺在等着審判。”雖然針紮在腿上，但好像紮在徐天臉上一樣。他不敢出門。剛吃藥那幾天，門一鎖，關上燈，拉上窗簾，就在屋裏待着，什麼也不幹。
“自己像流浪狗似的，哪也不敢去，走哪都覺得別人在看我。9月份我回了趟老家，坐在車上，我感覺所有人都在看我，我必須小心、謹慎，而且假裝無所謂。神經高度集中。”“小心”、“謹慎”、“假裝無所謂”這幾個詞，徐天說得咬牙切齒。
徐天回憶，他乘坐長途車回老家，在車上，“有個小孩一直看我，看得我發毛，我拿着衣服蒙上臉。小孩哇一下哭了，他父母過來質問我，你剛纔幹什麼了?”
“走在北京的路上，我就像個過街老鼠，所有人都在看我。”徐天默默地說，“我有病，我被紮了。”
家附近有條河，那些日子，等天黑了，徐天就跑到河邊去，琢磨。他想得最多的就是，“這個要人命，全世界，美國、英國都沒轍的。”
徐天接着問記者：“你知道世界上最痛苦的是什麼嗎?你知道嗎?”他說：“我可以告訴你，世界上最大的痛苦是等待。”沉默。他呷了一口啤酒，不再講述他的恐懼。
理解女朋友
“即使現在沒事了，也不可能再和好了。愛情不是祈求和要飯。”
徐天挺傷心。房頂上，掛着一串零零碎碎的小玩意。有草帽、鈴鐺、祈福牌，最下面是一個小牛布偶。徐天說，這是他出差去的四個地方，給女朋友買的不同的禮物。小牛布偶，就是這次去南京買的。
“楠楠(化名)就因爲這事跟我分手了。”徐天說，後來他倒是見過她一次，是自己偷偷去看了一眼。
徐天的女朋友比他小4歲，也是在北京工作的東北人。在徐天眼裏，楠楠非常漂亮，個子很高，眼睛大大的，睫毛長長的，“就像樓蘭新娘似的。”
徐天和女友談了三個多月的戀愛，“我覺得我對她挺好的。她上班包裏的零食沒斷過，但她從來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放的。”
對於女友的選擇，徐天痛苦過。他曾經借酒消愁，“我是人，我們曾經一起甜蜜過，一起快樂過，怎麼可能說忘就忘，我理解不了。但別人跟我說，‘這是社會，這是物質的天下。你，忍着吧!’”即使是回憶，這也是徐天在跟記者的交流中，最激動的一次。
徐天說，他理解、尊重女友的選擇。“我完全接受。”徐天很明白，“遇上這事，沒的選擇。要是你，你第一想法也是，他會不會傳染我。”
在最關鍵的時刻，在徐天最需要陪伴的時刻，女友離開了他。這讓徐天耿耿於懷，“即使現在沒事了，也不可能再和好了。愛情不是祈求和要飯。”
徐天的狀態很壓抑，說話斷斷續續，欲言又止。“是不是太憋着了?”“你讓她回來。”他指了一下掛着的小牛布偶。
徐天挺鬱悶。他的屋裏擺着一張他和媽媽、妹妹的合影。照片上的徐天，一看就是個愣頭愣腦的小夥子。“那天我過18歲生日。”徐天說，18歲之後，他就走出了哈爾濱老家，漂泊在外。他拿着相框，抹了抹上面的塵土，看了半天。
9月份，徐天回家了。闊別家鄉10餘年，遊子歸家，卻帶着阻斷艾滋病毒的藥物。“我回家住了21天，不敢告訴父母和妹妹。”徐天說，怕他們知道，但是父母還是懷疑他出事了。因爲他在家一天一天不吃飯。“你想減肥嗎?吃這個藥，可以5天不吃飯，根本沒食慾。”徐天服用的阻斷藥物，具有很強的副作用，讓他頭暈、噁心、沒有食慾，整天昏昏沉沉。
“是不是也不敢和他們一起吃飯，怕傳染?”記者問徐天，徐天耷拉着眼皮，點了點頭。
“我4歲前生活在農村。我們家老房子後院種了好多菜，茄子、韭菜、白菜，什麼都有。那些日子，我就趴在菜地裏寫遺書。”
本應該高興
“我現在很想回家。可回去之後，我怎麼面對?”
藥物只需吃一個月，總算不用再吃了，但徐天的胃口一點也沒好起來。回到北京後，徐天繼續接受每個月的檢查。終於等到最終的檢查結果。結果是好的，徐天幸運地沒有被感染艾滋病。別人都覺得，沒事了，都過去了，應該高興啊。但徐天已經沒有心思工作，提不起精神生活。他依舊過着每天兩三點才能睡着、只睡兩三個小時、一天不怎麼吃東西的日子。
徐天說，有個節目採訪一個因母嬰傳播，感染艾滋病的13歲小孩，節目最後，主持人問：“你現在最想幹什麼?”小孩回答：“我想媽媽。”徐天說：“我現在很想回家。”
“可回去之後，我怎麼面對?”
徐天很難熬。仍需等待，“心裏有個結，總憋着。”徐天現在和出租車公司打官司，“哪有那麼容易，只能在家等消息。”
徐天的紀念日，不是誰的生日，不是什麼節慶，而是8月22日。寫字檯上擺着一塊玻璃牌，用熒光色的筆寫着“8月22日”。那是扎傷徐天的針管中的液體被確定爲攜帶艾滋病毒的日子。
爲此，徐天的整個人生都被記錄在案。徐天說，市刑偵總隊記錄了他的手紋、腳紋，爲的是第一時間排除他的作案嫌疑。他去南京出差的記錄也被調來了，還有他所描述的乘坐出租車的路線，每個地方的監控錄像都被調出來了。
8月21日晚上，他走出北京南站，正對着攝像頭抽了根菸。
關於起訴
起訴費上萬，沒錢打官司
徐天向法院遞交了起訴書，將出租車司機和其所屬的出租車公司告上了法庭。
徐天說，前些日子，他去法院看進展，遇上了司機和出租車公司經理。
前幾天，有媒體報道，徐天在等待檢測結果的三個月中，體重下降20斤。徐天說，他和司機打招呼，沒想到司機見他的第一句話就說：“你沒瘦20斤啊。”對此，徐天哭笑不得。讓他生氣的是，經理說：“別跟我說話啊，有話到法庭上講。”
徐天的起訴書在10月29日就已經遞交法庭。“我一個人身單力薄，目前的狀態也不適合打官司，而且我也沒錢。”徐天找了一家律師事務所，律師告訴他，起訴費要1萬元。
“我家裏剛買完房，父親又動手術。我也沒想到經濟上會有這麼窘迫的狀態，而且又離職了，拿不出這麼多錢。我就希望引起你們的關注和幫助。”徐天對律師說。
聽完整個事件的過程，律師事務所向徐天收取了100元費用。“爲什麼接這個官司，第一，我也是打車的;第二，這是北京首都公共交通安全的問題。案子我接了，免費不可能，你給我100塊錢吧。”
徐天目前的藥費和檢測費用都是自己墊付的。事發出租車上，沒有監控攝像頭。徐天曾找過出租車公司，但公司表示，無法判斷針頭的來源，怎麼承擔責任，這種事還是第一次遇到，沒有辦法可循。
記者手記
“快來採訪，我怕反悔”
和徐天的溝通十分不順暢。徐天曾幾次反悔，拒絕採訪。最後一次，在他再一次拒絕採訪一個多小時後，徐天打來電話說：“你下午過來吧，最好快點，我怕……我反悔。”他仍舊小心、謹慎，精神高度集中。
每次說話之前，徐天大多會沉默十幾秒鐘，似乎是要想一想。他的語速很慢，也偶有激動的時候。徐天對記者說：“你是有目的來的，我不喜歡。”直到最後，徐天突然問記者：“真心話對你有多大價值?”
但徐天也知道，他需要關注和幫助。差點感染艾滋病，這件事沒輪到誰頭上，誰都不會了解艾滋病的可怕以及它對人精神上的摧殘和折磨。
徐天以一個艾滋病人的姿態生活了3個月，人的恐懼、孤獨、自卑、無助都被放大了。如果他再面對一個真正的艾滋病人，會不會刻意不去注視他，怕他以爲自己被別人歧視;會不會主動握握他的手，怕他膽怯認爲別人都厭棄他……會不會比我們做得都好。
採訪結束，已經是傍晚。徐天熱了些飯菜，還有饅頭。他吹了一下饅頭上的熱氣，停下來，對記者說：“我現在很健康。”然後才繼續吹。
徐天其人
北漂東北人
徐天今年36歲，男，未婚。哈爾濱人，18歲離開家鄉，成爲北漂已經13年。徐天長得有點像越南人，他的家鄉在哈爾濱東北部，靠近俄羅斯邊境。冬天雪深好幾米，冰凍6尺。
徐天是個利落人。他的髮型是利落的寸頭，他穿衣服也很利落。
徐天的家，在香山腳下。是一處農房加蓋的二層違建，頂頭的第一間屋子。其他幾間也都住着租戶。這間房子，不足10平方米。每個月的租金從過去的400元漲到今年的900元。
別看屋子小，牀、寫字檯、飯桌、櫃子，一應俱全，擺放井井有條。就連儲物櫃裏的瓶瓶罐罐，也都規規矩矩地“見縫插針”地排列着。小型書架上擺放着關於營銷和理財的書籍。
徐天說話，不管是急還是緩，都很少有廢話。他因此事辭職前，從事銷售工作。他說，做銷售的，思維和別人不一樣。他說，他跟別人說話，知道自己第一句說什麼，10句之內要表達什麼意思，最後一句要說什麼。
徐天是典型的東北男人，熱情，也挺細心。酒量好，啤酒喝上七八瓶沒問題。但是這些日子，因爲心裏有事，喝上一瓶就吐了。
事件回放
8月21日挨扎
酷暑。徐天在南京出差的最後一天，他準備乘火車回到北京。火車晚點了，9點10分纔到站。他走出北京南站，在馬路邊上點了一支菸。這個時候，他還不知道有個攝像頭正對着他，把他的行蹤記錄下來。
10點半左右，徐天到了五道口附近。他想去清河看望女友，於是打了一輛出租車。徐天坐在出租車後排右邊座位，車行到林業大學附近時，他想蹺起腿來放鬆，此時車正好拐彎。徐天剛要翹起的右腿頂到前排座位靠背後的書報架一角，刺痛傳來。
“好像有什麼東西紮了我一下。”徐天趕緊喊司機停車。停下車後，徐天挽起牛仔褲，發現膝蓋附近被紮了一個小眼兒，周圍有些紅腫。他小心地用手沿着書報架底部平着捋，在左角上摸到一個針頭，使勁一扥，扥出一個注射器針管。針管有香菸粗細，約25釐米左右，旁邊有一個針頭套，但沒有蓋在針頭上。注射器內有非常少量的淡黃色液體。
徐天給女友打電話：“你家附近哪有醫院，趕緊跟我說。”女友擔心害怕，徐天安慰她，放心吧，遇到點小麻煩，晚點回去。徐天和司機師傅直奔醫院，他們先到清河附近的京北醫院，後到北醫三院，最後到地壇醫院，但都沒查出結果。徐天只能先回家休息。但他本能地感到恐懼。
8月22日檢測
徐天拿着針頭來到朝陽區疾控中心進行檢測。結果顯示，針頭上殘留液內HIV抗體爲陽性。
徐天有可能被感染艾滋病。
8月23日服藥
徐天到醫院進行了血液檢測，結果顯示，徐天的HIV抗體呈陰性。醫生介紹，這說明徐天此前沒有艾滋病，當時也沒有感染艾滋病毒，但完全排除感染可能性需要在3個月內再行檢測3次。
醫院給徐天開了2500多元對HIV病毒起阻斷作用的藥物，徐天開始服藥。
徐天希望司機和其所屬的華泰出租車公司負責，但卻屢屢碰釘子。覺得沒人管，徐天撥打了多家媒體的熱線電話。
8月24日調查
媒體開始報道徐天打車被扎，針頭或含HIV病毒一事，立刻引起關注。海淀警方介入調查。
下午一點半，徐天應海淀刑偵部門的要求，來到案發地所屬的東昇派出所接受調查。直至6點多，徐天才從派出所裏走出來。徐天說，他是獨自接受警方詢問的，警方非常詳細地瞭解了事件的經過，具體到哪一分哪一秒。
出租車司機龔師傅也在此派出所接受了調查。龔師傅表示，自己並不知道針頭的來歷。龔師傅回憶，徐天之前的乘客坐在了副駕駛的位置，再之前的幾個乘客，都坐在了後座，但他也沒有注意到有人往書報架裏放東西。
經過四五個小時的筆錄，徐天在派出所附近的一塊空地上，和等待他多時的記者們再次說起了事件的經過。他仍舊穿着事發時所穿的牛仔褲，和一件短袖上衣。在他的手機上有被扎後拍下的針頭的視頻，他拿給記者看，並挽起褲腿讓記者看傷口——一個微小的紅色針眼。徐天有些激動，她說女友爲此要跟他分手了。
11月22日定論
拿着針頭含有HIV抗體呈陽性化驗單的徐天，還穿着短袖T恤衫;拿着自己體內病毒爲陰性檢驗報告的徐天，已經穿上了長袖襯衫。3個月，不算短的時間了。對於徐天來說，更長，更難熬。
徐天的最後一次檢測，最終結果顯示：沒有感染艾滋病毒。
但另一場更加持久的戰役纔剛剛開始。徐天已經起訴出租車司機及公司，海淀法院東昇法庭爲此立案。官司磨人，只不過耗費些心力。對於徐天來說，更大的敵人，是心魔。(劉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