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部擬規定醫患雙向簽字不送“紅包”引爭議
能否阻止桌下“交易”?
——衛生部擬規定醫患雙向簽字不送“紅包”引發關注
衛生部日前就《加強公立醫院廉潔風險防控》徵求意見，規定“患者入院時進行醫生不收‘紅包’、患者不送‘紅包’雙向簽字，協議書納入病案管理”。此舉引發社會熱議，一紙協議能否根治屢禁不止的“紅包”痼疾?“紅包”現象，患者有怨言卻要送，醫生不情願卻在收，到底何時才能跳出這一怪圈?
“紅包”原本在桌下，桌面簽字無意義?
對於衛生部此舉，中華醫學會黨委書記饒克勤說，用明文規定告訴患者和醫生，送“紅包”和收“紅包”都是不可取的，對於規範醫療行業從業人員行爲是必要的。
然而，北京市人大代表、隆安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強磊表示，約定雖可起到震懾和警示作用，但實際意義不大。“紅包”本身就是暗箱操作的，怎麼會寫在書面上呢，這是道德問題，應該靠良心去做。“桌上籤協議，只是走形式而已。”
記者在北京、深圳等地採訪了一些醫生，他們表示，中國是人情社會，人們習慣了辦事給人家一些好處，實際上很少有醫生主動向病人索要“紅包”，病人大都是自願的，因此這與違法犯罪是兩回事。
中華醫學會肝病學會分會主任委員、北京友誼醫院肝病中心主任賈繼東則認爲，患者發自內心尊重醫生的醫術、醫德、人品表達感激送“紅包”的數量不會太多。更多的患者是“從衆心理，不送‘紅包’不放心，怕不送得不到好的服務”。另外一種可能是，患者想得到額外更好地服務，比如提前住院、提前手術等。
來自山東省的陳峯對記者說，去年他父親患心臟病住院手術治療，有朋友提醒一定要給醫生送‘紅包’，否則不好好給治。陳峯不好意思地趁醫生一個人在屋時，塞了2000元的信封在醫生口袋裏，也給住院處的護士長送了同樣的數額。
“還好我送了。”陳峯後來發現和他父親同病房的其他人也送了。“因爲醫生到底會不會認真手術和治療，患者沒法檢驗。”陳峯說。
服務不好、醫生待遇低，豈能靠“紅包”解決?
記者在醫院採訪時，有醫生表示，醫生是個高風險、高門檻、高強度的工作，收入並不高，“紅包”是勞動價值的扭曲體現。
賈繼東認爲，醫生的勞務價值沒得到體現確實是問題，要改革，但是不能通過收“紅包”來改。如果依靠收“紅包”彌補勞務價值不足的損失，無異於飲鴆止渴。“醫生收‘紅包’本身就是不合法的行爲，而且還有損醫生的尊嚴。”
如果對醫生不能依靠政策規定獲得體面的收入，用“紅包”形式提高收入，最直接的是損壞了醫患關係。“如果有患者治療效果不理想，他可能會想，我爲什麼沒有得到好的治療，因爲我沒有送錢，或者說送的不夠多。”賈繼東說。
解決醫生勞務價值不能得到體現的問題，必須靠政策解決。比如現在醫藥分開，增設醫事服務費就是往這方面走的一步。“醫生不是不能談錢，關鍵是要靠自己的知識、技術、勞動合法、公正、體面地取得應有的報酬和地位。”
有人擔心自己不送紅包就可能得不到好的服務?賈繼東說，主要是因爲醫患間缺乏信任。醫院的運營體制存在問題，非營利性醫院客觀上存在趨利性，醫院自身的運營、發展全靠自己去掙錢。而醫院自己掙錢的來源主要不是靠技術，而是靠賣藥和檢查費用，因此過渡用藥和檢查一定程度上存在。目前，醫藥分開的改革就是要革除這一痼疾。
有醫生說：“現在是不拿‘紅包’的都很清貧，拿‘紅包’的活得反而很滋潤，這樣下去很可怕。”賈繼東認爲，在當前這個體制下，醫術越高超，醫德越高尚，掙錢越少的問題確實存在。
國務院醫改專家諮詢委委員、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劉國恩說，患者找不到好的醫生，或者做一個手術要等很久，因此送“紅包”成了解決稀缺資源的手段。儘管“紅包”確實起到了補償醫生收入的作用，但醫生待遇問題不應該通過“紅包”來解決。
桌上協議與桌下改革並舉，杜絕“紅包”或可期
多位專家表示，必須從制度上保證醫生不收“紅包”，有更高的合法收入，拿“紅包”的醫生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強磊等一些法律界人士指出，醫務人員收紅包，相當於利用職務之便收受賄賂，觸犯了刑法，是犯罪行爲;送紅包也是行賄行爲;如果有醫務人員表現出“不給紅包就不好好手術”的態度，就是罪上加罪，變成“索賄”。
但實際上，在司法實踐中，很少有醫生因爲收受“紅包”被追究法律責任的，即便被查處，也至多是做違紀處理。許多地方出臺了規定，一旦發現醫生收受紅包將予以開除，但業內人士表示，收“紅包”較多的基本都是醫院業務骨幹，醫院怎麼可能開除這些人呢?所以很多“禁令”最終淪爲一紙空文。
賈繼東、北京兒童醫院血液病中心主任醫師鄭胡鏞等認爲，僅僅是原則性的規定缺乏約束力，行之有效的是嚴格的法律約束和監管機制。在歐美等法律體系發達的國家，醫生和律師、教師等都是高社會責任的職業，對這些職業的監督體系非常敏銳，一旦發現違規行爲，嚴格處罰，才能起到震懾作用。
鄭胡鏞認爲，調整現行的醫生收入體系，正確評價醫生的勞動價值是解決醫生“收紅包”和根除醫療領域商業賄賂的關鍵所在。賈繼東等醫務人員認爲，政府在進行制度安排時，必須充分考慮醫生的收入，保證醫生在接診某個具體病人時，在具體的醫療行爲時，不一味地想自己的收入。這纔是合理的制度安排。
賈繼東、劉國恩認爲，從更深層次來看，還是需要解決醫療供給不足的問題。衛生部門要想辦法開放醫療市場，解放醫生，爲其提供有效的平臺，同時引入社會力量，加大醫療服務供給量。
還有專家指出，除了醫療系統內部的改革外，還需要社會大環境的改善。(李亞紅趙仁偉郭宇靖郭沛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