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醫學界一位院士表示，讓醫生簽訂“拒收紅包協議”，會讓公衆認爲醫生是一個普遍收紅包的羣體，無助於建立醫患之間的信任。
不可否認，在一些地方，醫務人員收受患者及家屬的紅包已成約定俗成的“潛規則”。而“拒收紅包協議”目的在於將外部控制和內部約束有機結合起來，杜絕失範行爲，可謂初衷良善。也應當看到，“拒收紅包”本是從業的基本準則，付諸籤協議的方式，無非是在形式上對這一準則進行強調。然而，在信息不對稱和權利失衡的格局下，患者送紅包有着錯綜複雜的動機。光有道德約束，缺乏配套的行業監督，很難制止這股歪風。
與白紙黑字的契約相比，醫務人員發自心底對善良和正義的堅守，纔是杜絕“紅包陋習”的關鍵。這種職業的價值與信念，有賴於行業的涵養力量，也有賴於整個社會風氣的好轉。另一方面，外在的剛性約束力量不可或缺。根本的恐怕不在於籤一個拒收協議，而更在於不斷提高醫生收紅包的機會成本。同時，不斷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讓辛勤付出的醫務人員獲得體面、有尊嚴的收入。如此才能讓醫務人員對紅包不敢收、不能收、不想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