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著名歌手姚貝娜因病離世捐獻角膜的事件，讓器官捐獻再度成爲全社會的關注話題。2月28日，記者從溫州市紅十字會了解到，自溫州2010年成爲人體器官捐獻首批試點城市以來，截至2014年底已有440人成爲人體器官捐獻志願者。
溫州兩經驗被評可複製
在溫州，“王志傑”這個名字仍被許多溫州市民深深銘記。2013年底，四歲半的志傑因從高處摔下不幸腦死亡。在接受現實後，其父母王清林夫婦決定將志傑的器官捐獻。這個湖南男孩，用自己的身體給五位患者帶去了重生，也成爲溫州首例兒童器官捐獻者，他的故事也溫暖了整個溫州。
“截止2014年底，溫州器官捐獻志願者已登記440多份，成功實現捐獻24例，爲69名器官衰竭重病患者帶來了新的生命;角膜捐獻18例，讓36名失明患者重見光明，遺體捐獻1例，用於醫學研究。”溫州市紅十字會黨組書記高玉鳳說。
2010年，作爲全國首批11個人體器官捐獻工作試點省的浙江，確定溫州成爲首批試點市。爲此，溫州專門設立人體器官捐獻辦公室，紅會還與當地宣傳部、民政局等建立起協調機制，並採取了定期培訓、建立信息聯絡員網絡、加強輿論與宣傳引導民衆等措施，去年溫州財政專項撥款40.5萬元用於人體器官捐獻工作，並建立器官捐獻專項救助基金。
短短四年間，人體器官捐獻工作在溫州迅速破冰，從少人問津到現在平均每年志願者登記超過百人、器官捐獻知曉率達到87%以上，增長率達到100%。
溫州的系列舉措，已經逐漸贏得市民的認同。溫州市民周俊(化名)告訴記者，溫州一直有着“大愛”精神的基礎，薪火相傳，生生不息。從動車事故時大家踊躍獻血，就可以看出。“我和周圍的幾個朋友商議，如果有一天離開世界，我們會提前捐出器官。”
浙江省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姜佳將接受中新網採訪時表示，溫州在人體器官捐獻工作上成效顯著大致有三個原因。
“一是當地經濟發展較快，溫州人敢於闖出去，這座城市的開放性、包容性大;再者溫州在政策體制完善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捐獻體制、信息公開等助推了工作的進展;第三就是社會氛圍的倡導，從社會學角度講器官捐獻的核心是利他主義、人道關懷，社會層面的榜樣效應、媒介倡導爲觀念的改變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姜佳將說。
姜佳將認爲，在人體器官捐獻的推進中，溫州建立協調員聯絡員網絡以普及觀念協調溝通，以及設立人道救助基金，減免捐贈者相關費用這兩項措施，在浙江乃至全國其他地區都具有複製借鑑意義。
突破瓶頸需破除觀念和透明化
據介紹，由於受傳統倫理文化觀念的影響，法律上的滯後以及起步較晚，現階段中國公民器官捐獻率僅約千萬分之六，是世界上器官捐獻率最低的國家之一，而中國器官移植供需比例大約爲1：30。
衛生部門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每年有30萬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只有約1萬人能夠完成移植。器官緊缺、供體不足、供需比懸殊，已成爲當下制約我國器官移植事業發展的最大瓶頸。
“‘人之髮膚，受之父母。’、‘留有全屍’等傳統觀念，目前仍是人體器官捐獻的攔路虎。一方面，公衆對器官捐獻普遍抱有不瞭解、有牴觸、顧慮多的畏懼態度，同時衆多患者只能在等待中忍受病痛甚至死亡。”高玉鳳感嘆，要想改變這種觀念，還需要很長的路要走，還需要加倍努力。
爲給使器官捐獻者及其家屬得到應有的尊重，心靈得到慰藉，溫州在陵園專門建造了人體器官捐獻者紀念亭和紀念碑，並將捐獻者名字鐫刻在紀念碑上。
另外一個必須看到的現實是，目前器官買賣的存在極大影響了器官捐獻事業的公信力。而現行分配機制相對不透明、不公開，宣傳較少造成的信息不對稱，也引發了許多民衆的“捐獻焦慮”。
對此，高玉鳳認爲：“在救助標準統一，而且要有所提高的基礎上，器官的使用分配要公開、公正、公平，因爲人體器官是無償捐獻的，要經的起公衆查證和質疑，建立起誠信防火牆。同時捐獻者家屬對器官的流向應該有知情權。”
著名的“博客廳長”廖新波也在近日表示：“器官分配透明化了，起到對利益各方的監督，羣衆的信心建立了，捐獻者得以尊重了，捐獻者自然也就多了。一旦捐獻的器官多了，不公平的現象就少了。目前，在公民器官捐獻體系建設上，我們任重而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