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胖起來了。近三十年來，對於生活在中國東部富裕地區的人來說，體型橫向高速增長，比GDP的增長直觀得多。保羅·弗倫奇在《富態》一書中，引用了一組中國服裝業提供的數據，“1985年，中國城市男性平均腰圍是63.5釐米，現在已接近76.2釐米”，也就是說，25年間，中國男性的腰圍，膨脹了15%以上，同比漲幅最高的，是屬於社會中堅力量的40歲至50歲的男性人羣。腰圍確實改變了中國。
“胖”在中國並非完全貶義。中國人一度認爲，身體的肥胖與財富和社會權力是劃等號的。中國普通百姓有一種來自貧困的慣性思維，站在社會頂端的是一羣胖子，而底部則是廣大貧窮的瘦子們。把社會財富與腰圍聯繫到一起，不見得是絕對真理，但確實是部分事實。
中國人的以胖爲美，讓《富態》的作者感到吃驚。在西方世界，“胖”已經不折不扣地成爲一種社會問題乃至於政治問題。美國每三個人中有兩個人是胖子，政府投入到治療肥胖的錢，佔到醫療保障的12%以上，同時美國人並沒有顯示任何瘦下來的跡象。在中國，儘管30年來腰圍在不斷膨脹，肥胖問題卻始終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按照《富態》一書作者的估算，中國體重超標的人口，應當已經超過2億，這相當於整個美國胖子的總和。
中國人，尤其是城市居民，熱衷於生活在快速便捷、高糖分、高脂肪的飲食世界中。大多數城市居民把衛生部發布的關於肥胖問題的聲明當成了危言聳聽。
肥胖的成因在哪裏?保羅·弗倫奇將這一問題，與中國高速發展的現代化聯繫到一起。
30年間，首先被改變的是中國城市居民的生活習慣。中國東部城市大量的白領階層過着兩點一線的生活，日復一日的活動於代步工具——自駕車、公交車或者地鐵——目的地，兩點之間。大家的生活就是下牀，然後坐到辦公椅上。換句話說，30年的高速發展，導致了中國白領階層嚴重的腿部功能退化。在這個生活軌道中，大量的西式快餐(麥當勞、肯德基)、日式快餐與中式盒飯或蓋飯大規模地佔領了白領的胃。與大多數中國人的想象不一致的是，在中國，最胖的羣體，其實並不是最有錢的那一部分，而是所謂的中產收入階層。道理很簡單，因爲這個階層中的大部分人，對於飲食毫不挑剔，飽食終日又手撫鍵盤。
與生活習慣一起被改變的，是中國人的飲食結構與飲食習慣。對於大部分城市居民來說，蔬菜、米飯與麪食的地位，正在逐步下降，而取而代之的，則是各種各樣的甜點、肉製品與魚蝦海鮮。後者儘管表徵了生活質量的提升，但同時，這些高蛋白、高糖分、高熱量的食品，也是催生胖子的一大助推力。保羅·弗倫奇爲我們舉證了肯德基、麥當勞在中國市場上的大獲成功，以說明他的論點。這兩家洋快餐，在中國都以千計的連鎖數量，開滿中國大中城市的每一個繁華的角落，而中國的城市居民，對這些食品洋快餐表示了由衷的歡迎。據保羅·弗倫奇的觀察，其理由是便捷、乾淨與味道好。
在香港的實驗室裏被試驗出來的“健康食品”究竟添加了什麼，中國城市居民顯然不會追根究底，他們是相當有忍耐力的人羣。偶爾爆出的一兩例洋快餐業食品安全問題，很快就沉寂了，照樣門庭若市。另外一個相反的例子，是中國的奶業似乎危機重重，媒體對此也進行了大量的報道，而最終結果卻絲毫沒有改變城市居民已經形成的消費習慣。
大體上來說，《富態》這本書討論中國城市居民的飲食生態，佔了絕大多數篇幅。這也可以從側面看出作者的觀點，中國的高速發展，本質上來說是一場城市化運動。而衆多胖子的催生，則是城市化運動的副產品。當中國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農村人口所佔比重越來越小的時候，胖子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重，將會不斷升高。這絕非危言聳聽，美國的肥胖人口，從25%提升至65%，只用了30年時間，照此速度計算，中國到2040年，就將成爲一個徹徹底底的胖國。
如果中國繼續胖下去，到底會發生什麼問題?毫無疑問，肥胖第一個考驗的，是中國的醫療保障體系，哮喘、冠心病、高血壓、腎臟疾病的患病比率大幅地提高，將使得本來已經不堪重負的中國醫療保障體系雪上加霜。
更糟糕的層面，是肥胖引發諸多的社會問題。比如減肥業已成中國醫患糾紛最爲高發的地帶之一，雖然各種各樣的藥物減肥方法被創造了出來，但總的來說，它們的功效到底如何，卻始終是一個疑問，反倒是藥物將會產生副作用卻是確鑿無疑的。在就業問題上，中國各行各業也在遭遇着肥胖的挑戰。胖子因就業受到歧視而將公司告上法庭的案例時有發生，這其實是比較表面的現象。而更多隱晦地歧視胖子的行爲，卻沒有被擺上檯面，比如在兩位能力相等的求職者中間，一位中等身材，另一位是肥胖者，主管會選哪一位?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富態》的忠告是可信的，富起來的中國人沒有必要在肥胖上付出沉重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