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廉價藥只是短缺，還能給患者尋找的希望。但是近年來，從盛行到短缺，再到停產，每年都有廉價藥完全斷貨的事情發生。
對此，很多業內人士認爲，這是因爲國家限價，藥廠虧本不願生產。另一方面，在很多廠商看來，公立醫院“以藥養醫”，壓縮廉價藥空間纔是癥結所在。
不管哪一方觀點，都和當下正在進行的醫療體制改革息息相關，而國家和各省也正就此進行着政策調整。
10年10種廉價藥斷貨
“比如西地蘭，是一種快速強心藥。2009年，西地蘭開始缺貨。醫院開始用‘米力農’這種200元一針的藥品替代，而西地蘭也就3元錢一針。”鄭州一位不願具名的醫生說。
在她看來，“他巴唑現象”已非“一日之寒”，不管是非處方藥還是臨牀手術用藥，每年都會有廉價藥斷貨。
再比如2011年，“救心藥”魚精蛋白在全國範圍內出現斷供的緊張局面。作爲心臟外科手術中的常用藥，它的價格只有大約11元/支，這一價格維持了十餘年。因魚精蛋白斷貨，醫院不得不讓緊急搶救的病人先用。有媒體報道，曾有患者家屬用原價300倍的價格，私下采購魚精蛋白。
河南商報記者梳理近年來的公開報道，據不完全統計，從2004年開始，因爲斷貨而見諸報端的廉價藥就有10種，平均一年一種。
全國短缺廉價藥達342種
2010年全國兩會，政協委員戴秀英等曾在提案中援引了一組調查數據。
這份對12個城市42家三甲醫院臨牀用藥的調查顯示，大醫院廉價藥短缺情況嚴重，短缺藥品數量高達342種。
短缺藥品主要是醫院臨牀大量使用的常用藥、治療特殊病的藥品。這些短缺藥品都有一個共性，就是價格便宜。
國家限價藥廠逐利使然
對魚精蛋白、他巴唑等廉價藥斷貨的原因，醫院、藥房和負責採購的醫藥公司，都將矛頭指向了藥品生產廠家，而廠商也承認了停產的事實。
不少藥企的銷售代表坦承，不斷上漲的原料、人力、物力成本根本無法滿足企業發展現狀，“賣一瓶虧一瓶，還不如停產”。
“他們也沒辦法，有一大幫子員工要養，這個時候企業責任都得靠邊站。”鄭州一位醫藥公司採購員說，說到底是國家限價政策在“作祟”。
根據政策，國家基本藥物的價格並非由市場來定，而是由國家發改委制定基藥全國最高限價，各省再通過省級集中招標採購形成統一的採購價格。
以藥養醫醫院首選貴藥
河南商報記者發現，除了像魚精蛋白一類的臨牀必需藥品，具有不可替代性外，大多數廉價藥的現狀是被更貴的新藥替代。在藥商看來，這些主動權掌握在醫院手裏。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副會長牛正乾表示，對廉價藥短缺的原因，典型的說法是藥廠不願意生產廉價藥、醫院和醫生不願意使用廉價藥。“這樣的說法沒有說出重點。”牛正乾說，公立醫院把持着全國約八成的藥品銷售終端，面對衆多藥廠和經銷商，處於買方壟斷地位，同時又壟斷着處方權。雙重壟斷直接導致了醫院對用藥市場的控制。
牛正乾所指的即我國已經實施了半個世紀的“以藥養醫”政策。醫藥不分家，導致醫院和醫生首選貴藥，這樣就能夠賺取更多的利潤。
嘗試取消限價留出利潤空間
對於上述市場現狀，江蘇省在今年作出嘗試，對臨牀需要、安全性較高、價格低廉、供應面臨困難的藥品，在制定限價時，取消最高零售價管理方式，改爲分環節統一定價。此舉旨在保證廉價短缺藥品生產、批發、零售3個環節的合理收益，促進廉價藥品正常生產和供應。
比如，7種西藥品種原最高零售價格沒變，但企業中標售價格(即出廠價)得到統一提高。
12月2日，江蘇省第三批廉價藥品價格開始執行。至此，《江蘇省廉價藥品目錄》內品種價格制定基本完成，內容共包含49個品種、161種規格的廉價藥。
此外，該省物價部門明確表示，統一價格執行後，藥品經營單位執行的中標零售價格、最高零售價格同時廢止。
“這算是在國家大的限價政策內的一個小調整，總體限價格局沒變，但是在不同環節進行了微調。”有業內人士如此評價。
其他方式
河南商報記者還發現，除了江蘇省，廣東省也已制定了類似的低價藥品目錄，規定只要通過經濟技術標準、符合入市價的生產企業均可中標，而山東省將廉價藥品納入單獨的採購目錄中，以求改變廉價藥不斷消失的窘境。
發改委正在醞釀或取消原定最高限價
上個月初，大智慧阿思達克通訊社發出消息稱，一份名爲《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改進低價藥品價格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徵求意見稿)》的文件已向各省價格主管部門徵求意見。文件顯示，發改委在醞釀製定低價藥品目錄，試圖取消原定最高零售價，改爲在日使用費用範圍內由生產企業自主定價。
11月4日，湖南省藥品集中採購管理辦公室也下發直接掛網目錄的徵求意見稿。其中，近300種廉價藥有望在資格審覈通過後無須競價，統一價格直接掛網公示。
“這說明國家層面已經注意到廉價藥逐漸消失的問題，如果宏觀政策能夠進行調整，對各方都是利好。”河南一家藥企區域代理表示。
他認爲，發改委出臺低價目錄其實是開放了企業的自主定價權，雖然其依舊是有限定條件的，不過總歸給出了一定的保價空間，一些以前缺乏動力經營廉價藥的企業也能適時恢復生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