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放開“二次議價”初衷是希望給予醫療機構更多主動經營權，用以彌補各項醫療開支，但在現實推行中，患者是否同步受益?多次價格擠壓，讓利空間企業是否能夠承受?會否給企業正常運營與生存發展帶來困惑和嚴重衝擊需要審慎複議。
更需考量的，國家推行的以省爲單位的統一掛網採購耗時漫長、流程複雜，最終掛網價格卻並非實際執行價格，醫療機構和製藥企業均深感困惑。
“二次議價”是降價法寶?
很多地區“二次議價”盛行的結果只是增加了企業負擔，削減了企業費用和利潤，但由此產生的讓利並未真正傳導給患者，讓患者享受到醫療費用的降低。企業營銷同樣面臨兩難選擇，進院價格低客戶不再選擇自己的產品，因爲醫院和醫生不青睞，轉而選擇價格更高、空間更大的產品，反而助推了藥價的猛漲。
即使企業和客戶都放棄利潤接受“二次議價”，省內個別醫院的低採購價格卻成了全省下一輪招標採購的參考價格，成了企業抹不去的傷。與其如此複雜而繁瑣，何不直接像20年前由企業對醫院直接銷售?
醫院託管也是同樣，一些商業託管醫院門診藥房後將院內品種全部替換，成爲院內壟斷性營銷機構，不僅患者沒有受益，一切照舊，生產企業成爲最大的犧牲品。社會零售藥店在競爭中多要考慮平價促銷，進入醫院後反而形成了新的價格壟斷。
由於“二次議價”和藥房託管產生的高額費用都將直接附加給企業，導致只有高價和高利潤藥品才能在醫院中生存，患者醫療費用如何真正降低?醫療體制不轉變，僅僅形式上將醫藥分開，即使藥品價格只佔10%，總體醫療費用仍將繼續上行，民衆依舊會抱怨，醫藥企業則將集體陷入困境。
細看這兩年的醫療費用清單，每月僅各項耗材費用都已超過藥品開銷，藥費反而成了最溫柔的開銷，檢驗費、護理費、藥械費等無一不高。過去百姓看病貴，抱怨的是藥廠和藥價，藥企無力以辯。如果藥品已不再是醫療費用的主體，看病貴還是否應單單責罰醫藥企業?
單純將低藥價作爲醫改的工作重心，而不是有效降低民衆整體醫療費用，就會如同房改效果。從GMP認證到GSP認證，從研發到運營，從營銷推廣到生產控制，企業成本支出只會逐年遞增。只有減輕企業的負擔才能真正減輕患者的負擔。沒有合理費用和效益支撐，企業經營也會艱難倒掛。
醫與藥如何共舞
醫療改革是涉及到政府、醫療機構、醫藥企業和民衆四位一體的浩大工程，需要政府有效引領和倡導，更需要給醫療機構和醫藥企業以能動性和活力，將滿意度評判和選擇權交由民衆。
與其將大醫院藥房賣給商業，醫院股份賣給財團，制定各種限制措施和繁冗規則和規定，都不如將自主經營的權利在有效監管和督導下交給醫院自身。通過專業化運營和管理，提升公立醫院醫療水平和服務質量，在解決各項醫院醫療經費的同時，合理控制民衆醫療費用增長。與其要求醫療機構被動接受，不如充分調動和發揮其管理屬性與能動性。
同樣需要深思，新醫改是否應將新醫、新藥、新技術、新服務徹底排除在政府和民衆的有機選擇之外?對於民族新醫藥的發展是否需要扶持和引導?聚集了全國醫療頂尖人才的大醫院是否需要像俄羅斯的公立醫院一樣停留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而非在產品和技術上與時俱進?
中國的製藥企業是否需要通過加快創新努力跟上世界的步伐，讓中國百姓享受到更好的價格，更新的產品，更滿意的療效和服務?對於衆多製藥企業和員工是否同樣需要像呵護醫療機構和醫護人員一樣加以關懷和妥善安置?
藥品也是醫生治病救人的武器，讓醫生和醫療機構有尊嚴地行醫的同時，也要讓藥企有尊嚴、有質量地生存和發展。面對愈加紛繁的疾病譜，日益突變的病菌和病毒，我們纔不會驚慌害怕。有日常的訓練有素和鼓勵新藥創新的政策和環境，非典和埃博拉病毒們才能早日離我們遠去。
一切迴歸實質，讓經營實體具備自主經營權，將專業化管理及運營與實質化監管和督導歸位，告別繁冗的理論化公式和模式，告別醫與藥之間的相互推諉，立足國情和管理規程清晰化治理，讓醫與藥成爲和諧有機的整體，共同爲民衆健康保障事業竭誠盡力。醫院不再高高在上，患者和企業不必再看醫院的臉色，醫療費用與藥價纔有降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