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艾滋男童，應該喚醒政府部門進行制度重建與體系完善，走出針對艾滋病羣體的臨時化救助的思維模式。
最近，四川西充縣感染艾滋病毒的8歲男童坤坤遭村民“聯名驅趕”事件引發輿論強烈關注。從西充縣到國家衛計委均表態並積極介入。這值得點贊。但我們又必須清醒，驅動這些表態和行動的，很大程度是媒體報道的力量。
這反證出，對艾滋病患者救助的制度化和常態化仍做得不夠，這個羣體仍處於尷尬逼仄的生存境況，他們的權利仍然處於被放逐的地帶，而喚醒民間和政府正確對待這個羣體，也面臨着諸多困境。
比如，有人呼籲維護坤坤上學權利，把他安置到學校上學。之前，在解決坤坤上學問題上，家長、學校、政府部門存在分歧，無法形成合力，已經說明上學涉及到複雜的利益博弈。如果不能正視這個孩子身上確實存在的“危險因子”，誰又敢說，他不會給教師、同學、家長帶來巨大挑戰，不會讓教育付出巨大代價，不會對別的孩子健康問題產生影響?此外，對坤坤到底是應該採取分散救助模式，讓他在家庭救助中維繫親情紐帶，還是由專門機構收養，讓他在“驅離”中獲得新生。這一切，都要面對太多的挑戰，牽扯着各種主體的利益神經。
必須承認，長期以來，不論是救助艾滋病患者的身體和心理，還是打造一個適合艾滋病患者就醫、求學、生活、社交的綜合環境，從民間到政府欠賬不少，仍存在斷裂地帶。在這種背景下，救助某個特定的艾滋病患者，註定要面臨文化倫理、制度體系、公共財政等諸多現實的困難。換句話說，關愛艾滋病患者，維護他們的權利，這些制度理念層面的東西已經過河，但是相關救助制度與體系的建設，仍在摸石頭。
在這種背景下，救助8歲男童坤坤，如果只是以宏大敘事的方式迴應民意，以行政手段強力解決個案問題，而不去正視艾滋病患者需要面對一個複雜而又真實的民間社會，需要對相關救助制度體系進行重建，這樣的救助行動，自然就很容易給人一種“個案公關”的感覺。救助艾滋男童，當前應該催發民間社會重建一個讓艾滋病患者更好生存的文化環境，應該喚醒政府部門真正通過制度重建與體系完善，來走出長期以來針對艾滋病羣體的臨時化救助的思維模式。(本報特約評論員單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