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是第25個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主題是“行動起來，向‘零’艾滋邁進”。公衆對艾滋病防治的參與意願如何?社會應該爲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創造怎樣的環境?上週，中國青年報社調中心通過題客調查網、民意中國網和搜狐網進行的一項調查(7048人蔘與)顯示，81.4%的人說，如果身邊有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自己能做到不歧視並願意和他們保持正常交往。74.7%的人認爲社會應該爲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創造一個不受歧視的環境。
受訪者來自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90後佔12.0%，80後佔48.7%，70後佔27.5%。
65.3%的人反對醫院拒診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
河南省平頂山市市民孫麗麗，最近經常上網看有關艾滋病的新聞。她感覺，國家對艾滋病知識的宣傳力度逐年加大，但歧視艾滋病感染者的現象依然存在。她有一位遠房親戚，幾年前不幸感染艾滋病，一直在吃國家提供的免費藥物控制病情。村裏人普遍的想法是“他們一家人永遠不要登自己家門”。他家孩子並沒有感染，但在當地很難找到工作，只能遠走他鄉去打工。
北京佑安醫院醫生、艾滋病防治專家張可，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說，現在很多人對艾滋病知識一知半解，不少人還不知道艾滋病已經變成了可防可控的慢性病，仍對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一定的恐懼心理。另外，一些人對艾滋病的道德歧視仍然嚴重，觀念轉變很難。
調查顯示，僅有46.8%的人表示瞭解艾滋病預防知識。49.9%的人覺得艾滋病可以治療控制，20.6%的人持相反態度，29.5%的人表示“不好說”。
作爲一名有17年HIV攜帶史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國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聯盟祕書處協調員孟林感到，近年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生存狀況有了很大改善，但仍然面臨很多困擾，首先就是醫療歧視。
“有病沒處看”是孟林感觸最深的問題。他有腎小動脈硬化病，由於艾滋病定點醫院對非傳染病的診療水平有限，他曾去北京一家綜合醫院檢查，當得知他是艾滋病感染者，連做彩超的要求都被拒絕了，醫生的理由是“保護大多數人”。“彩超無創傷不傳染，醫生都不給做，更不用說做手術了。”
調查顯示，對於一些醫院拒絕爲艾滋病感染者治療其他疾病，65.3%的人持反對態度，認爲“醫院應該救死扶傷，沒理由拒絕”。23.1%的人認爲“醫院也有苦衷，不能苛求”。
北京阜外心血管病醫院心血管外科副主任醫師孫宏濤認爲，法律賦予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與其他人平等接受治療的權利。醫院和醫生拒絕爲艾滋病人治療是不對的。不過，醫務人員也是普通人，也會有恐懼。艾滋病人故意隱瞞病情造成醫護人員“職業暴露”也應該追究責任。現在最重要的是國家層面的立法建制，既要給患者看病又要保護醫務人員。
爲解決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就診難，張可建議：第一，現有的傳染病醫院向綜合醫院改造，鼓勵有條件的傳染病醫院和綜合醫院合併;第二，鼓勵綜合醫院的感染科收治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減輕傳染病醫院的壓力;第三，給予民間機構進行救治的政策和空間，緩解政府壓力。
73.6%的人支持艾滋病納入大病醫保
公益機構智同北京工作組協調人韓超，負責對男男同性戀人羣進行干預，通過發放安全套、心理諮詢等方式預防艾滋病。他發現，一些有過不安全性行爲的人不願意參加艾滋病檢測，是因爲害怕查出陽性後隱私暴露，承受不了周圍人的歧視和冷漠。不在少數的“隱匿”艾滋病感染者，無疑加大了艾滋病傳播的風險。
調查顯示，74.7%的人認爲社會應該爲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創造一個不受歧視的環境。62.8%的人贊同“不歧視艾滋病感染者，就是對我們自己最大的保護”。
“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最渴望的不是特殊關懷，而是公平待遇。”張可說，歧視會造成社會隔離，帶來怨恨甚至報復，遲早我們都會遭殃。所以，我們要給他們一個寬鬆的環境，讓他們像正常人一樣融入社會。艾滋病診治也要逐漸轉到常規化醫療，把艾滋病人當成普通的傳染病病人來看待。
調查顯示，73.6%的人支持將艾滋病納入大病醫保。
孟林覺得，要創造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不受歧視的環境，政府應該首先徹底清理歧視性規定。比如公務員錄用體檢通用標準第十八條規定“艾滋病不合格”，這不僅對艾滋病感染者關上了當公務員的門，而且造成的一個後果是，很多企事業單位也出臺類似規定，嚴重阻礙了感染者的職業選擇。其實，大量感染者可以勝任各種工作，同樣能爲社會創造財富和價值。
普通人能爲艾滋病防治做些什麼?通過搜狐網進行的調查中，84.5%的人首選“採取自我防範措施”;82.3%的人選擇“掌握艾滋病基本知識”;74.6%的人選擇“保護好自己和家庭”。接下來還有：不傳遞未經證實的信息(51.1%);做艾滋病防治志願者(27.1%)等。
孫宏濤指出，目前艾滋病正從所謂的吸毒、同性戀等高危人羣向普通人羣傳播。每個人潔身自愛，是預防艾滋病傳播的重要一環。艾滋病宣傳不能只有一天，當艾滋病在人們心裏變得“可防可控不可怕”時，社會歧視纔會有很大改變。
調查顯示，如果身邊有艾滋病感染者，81.4%的人確信自己能做到不歧視並願意和他保持正常交往。
做過艾滋病防治志願者的北京市民謝慶慶希望，防治艾滋病民間組織進一步加強管理，真正從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需求出發開展工作。她曾參加“我在香港有個家”活動，一些香港的家庭把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孩子帶到自己家，讓自己的孩子和他們一起玩耍，這讓她十分感動。她永遠記得，一個因爲艾滋病感染長着紅斑的小男孩，拉起自己的手歡天喜地走向香港地鐵的場景，在這個孩子的眼裏，充滿了對未來的希望。(王聰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