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我妻子王秀雲因頭疼步行到河南平頂山市第一人民醫院就診，被院方錯治成了植物人。在我妻子住院的60余天中，各種醫學檢查多達290多項;其中化驗1763次，平均每天化驗25.9次;輸液微量泵平均每天使用28小時，平均每天輸入鹽水等各種藥物50多瓶;人血白蛋白、萬古黴素連續使用，平均每天各兩瓶……
隨後，我將該院訴至平頂山市東區人民法院，然而由法院委託的中山大學法醫鑑定中心卻遲遲不出具司法鑑定意見書，造成法院不能判決。我就像被關到一個無形的玻璃房裏，看到有光明，卻四處在碰壁，幾乎走投無路。
2009年12月16日，我妻子因爲頭疼到該院做頭部磁共振檢查,結果未見明顯異常。然而，神經科主任薛文俊等醫生以病人頭暈、咽部有異物感爲由，在未作醫學檢查的情況下，主觀臆斷將患者病情定性爲：腦血管意外，並有腦幹梗塞的跡象，要求住院觀察。
19時30分，醫生王紅旭開始治療。先後給予病人裸體心電監護等措施，然後開始大劑量輸液，並給予立普妥、氯吡格雷、低分子肝素鈣、奧扎格雷納、羥乙基澱粉、依達拉奉、阿司匹林等藥物治療。
過了一小時，醫生測量王秀雲血壓升高，便泵入超強降壓藥硝普鈉進行降壓,不到半小時，病人出現異常，家屬接到醫院發出的病危通知書!
午夜時分，病人意識開始好轉，眼球等自主運動恢復。醫生進行64排螺旋CT檢查，結論是：未見明顯異常。然而薛文俊卻說：“繼續加藥、我就不信查不出病來!”隨後，醫生給病人增加了醒腦靜、納洛酮、胞二磷膽鹼、法莫替丁、頭孢呋辛等藥物。
次日凌晨，病人口鼻出血，家屬再次接到醫院的病危通知書。
我對此質疑：用加大藥量的辦法查病因，是否屬於常規治療?根據衛生部《急性期腦卒中病人規範化治療技術方案》，不推薦過度降低血壓和大量靜脈輸液。北京專家來平頂山會診時認爲：該病例診斷錯誤，方向治反了。
薛文俊的回答是：“我們不是故意，只是經驗少。”17日，我妻子已經昏迷不醒、口鼻出血不止。醫生與我商量：“目前患者生命垂危，隨時有死亡的可能，只有實施腦幹介入支架手術，纔會有1/3存活的希望，但手術有一定風險。”我說：“只要有希望，就照您說的辦。”
該院神經內科醫生秦得營對患者實施腦幹支架介入手術。在手術中，再次違規使用“尿激酶”和“替羅非班”，還把尿激酶用導管直接衝擊病人腦幹主動脈血管。
手術進行了8個多小時。我問醫生，病人情況怎麼樣?醫生回答：“沒通，梗的太長，看來病人很快就不行了，準備後事吧!”此時，病人顱內出血，七竅出血，四肢癱瘓。
據此，我的疑問是：從鄭州大學附屬醫院專門請來實施的手術的專家，爲何沒有參加手術?手術和一個支架費用7萬多是否正常?病人在手術室的全程記錄：血壓127/71mmhg、呼吸21次/分、心率87次/分;這些參數顯示病人狀態正常，爲何連續下發病危通知書?依據相關規定，家屬有權查看病人的腦幹介入手術等相關影像資料，爲何醫院拒不提供?
我拿着妻子的病例給北京某大醫院神經科教授診斷，該教授說：“用藥數量明顯進行了篡改，這不是原始病歷!”
北京某著名醫院神經科兩位教授看完病人相關病歷後，提問道：“當時醫院怎麼診斷的?”我回答說：“腦幹梗塞”。專家又問：“病人死亡多久了”?我答：“還活着，因爲腦幹做了介入手術。”兩位專家說：“你們那裏有這麼好的醫院，不但會治腦幹梗塞，還會在腦幹做手術?真是不可思議!”
2010年，我將醫院起訴到平頂山市東區人民法院，案子久拖不判。法院對已封存的病歷允許醫院再拿回去複製，卻要求我必須認可醫院提供的病歷，否則將不予鑑定。
法院指定中山大學法醫鑑定中心進行司法鑑定，原本承諾在90個工作日內完成，實際卻耗時230餘個工作日。鑑定中心根據法院提供的病歷進行鑑定，沒有對診療程序、病歷真實性、治療規範性、用藥可靠性等進行認定。
3年來，我一直在痛苦和困惑中煎熬。我沒有像其他患者一樣鬧醫院，而是堅持理性依法維權，可是，現實狀況卻讓我走投無路。(徐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