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在霧霾下“同呼吸共命運”的人選擇外出甚至移民的方式“躲霾”，逃離並非易事，總會遭遇堅守和放棄的強烈對撞。
2013年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發佈後的三年，污染下降趨勢明顯，重污染髮生的頻率、程度也在降低，但頻頻發生的霧霾還是會讓部分人選擇逃離。
治理霧霾是一場全民運動，在這場“持久戰”中，沒有誰可以置身事外。
爲躲霾移民其實“想回來”
37歲的樊蓓目前在教育行業某企業負責心理諮詢工作，2001年來到北京的她已在這座城市工作生活近16年。對於這座城市，她有着很複雜的情感，這種複雜的感情在她的孩子到來後日益顯著。
連續三年離京躲霾
“第一次感覺霧霾比較嚴重是三年前，那時剛剛爆出北京霧霾超標的情況。”樊蓓說，那是她當母親的第三年。
爲了應對霧霾，兩年前，樊蓓爲家裏添了2臺空氣淨化器。“孩子上幼兒園之後，又和其他家長集資給孩子幼兒園買了1臺，我們辦公室裏也放了一臺，最近還準備再買1臺。”
然而，即使這樣也並沒有讓樊蓓心裏踏實。“雖然孩子的幼兒園條件各種環境都比較好，但是一到冬天咳嗽感冒的人就比較多，患呼吸道類疾病的也比較多。”
爲了躲霾，這三年來，樊蓓每年冬天都會帶着孩子離開北京，“第一年去了三亞，在那裏呆了兩個多月;第二年我們去南方自駕遊，從北京出發，到廣西、貴州之後再回到北京，中間也大概兩個月時間。每次都是12月或1月開始出發，3月份再回到北京。”
每次“躲霾”，都是全家出動。“一般都是全家一起走，如果我老公走不開，我會先帶着孩子和父母先出發。”
“今年我們去了美國，九月份出發，在那邊住了四個多月，最近因爲有些事處理就提前回來了，要不肯定會霧霾季節過了再回來。”樊蓓說。
“和小時候的天不一樣了”
去美國躲霧霾?記者有些好奇，爲何躲這麼遠?
“其實我們想移民到美國。”樊蓓告訴記者，這個想法三年前就有了，“有幾個方面的原因，霧霾是比較大的推動因素，也希望給小孩一個更寬鬆的環境”。
每天看到朋友圈轉發的各種霧霾的圖片，覺得比較可怕，雖然生活中並沒有遇到因爲霧霾確診爲各種病症的案例，家裏也購置了空氣淨化器，但內心的恐懼總是讓她覺得不踏實，這種不踏實在孩子身上就更加明顯，“每個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呼吸到乾淨的空氣。”
對於普通人來說，移民美國是件大事，並不容易。家裏人怎麼看?對於這個問題，樊蓓表示，家裏老人比較支持，現在孩子比較小，對於當地的環境也比較喜歡，很喜歡當地的陽光空氣。“而且對於霧霾，我老公的觸動更大，他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看到最近幾年北京的霧霾這麼嚴重，他很難過，和小時候的天不一樣了。”
爲了辦理移民，樊蓓一家從2013年年底就開始準備，“需要準備資金還有各種材料等”。
辦理各種手續用了兩年多時間，“現在手續材料已經審批得差不多了，但因爲遞交的人比較多，還在等排期。”
另外，也從生活方面進行了準備。“去之前肯定會有一些擔心。這次之所以在美國待這麼久，主要是帶孩子去那邊適應環境，找當地的幼兒園適應語言等問題，我們也會在那裏開啓新的生活和事業，方向更加明確，但也不會太擔心找不到工作，還是有一些機會。”樊蓓說，以後也會把老人接過去，如果比較適應當地環境，再給他們辦理親屬投靠等手續。
在談到移民過程時，樊蓓表示，並沒有遇到太大的困難。但當記者問到移民之後是否還會回來時，她說，“其實還是會想回來，畢竟親人朋友都在這邊，我們的積累也在這裏，以後可能還會回來。”
“撤退”麗江只是個人選擇
天就像個蓋子一樣，灰濛濛的，能見度很低。蘭燕飛把窗戶關得死死的，3歲的兒子不能出去玩兒，只能趴在窗戶邊上看看外面。
逃離生活7年的北京
蘭燕飛就這樣看着兒子，這是2013年還在北京時的場景，至今讓這位母親印象深刻。次年初，因爲無法忍受霧霾，她逃離了生活工作7年的北京，“撤退”麗江。
離開北京3年，只要是霧霾天，蘭燕飛總會收到朋友的信息，“覺得我當初的決定非常對，他們看到我發的藍天白雲照片就‘咬牙切齒’。”
兒子2010年出生在北京，女兒2015年出生在麗江。去年年初，因爲兒子要上小學，蘭燕飛又舉家從麗江搬到深圳。
蘭燕飛是湖北人，2007年從江蘇到北京。對天氣的關注要從2010年開始算起，那一年，蘭燕飛懷孕了，她開始覺得空氣問題比較嚴重。
這也跟丈夫的工作有關，“他一直在公益領域工作，對環境污染有些研究，比較早關注這個，有時候我們會討論空氣方面的問題，他給我普及了很多專業知識。”
個人關注的背後有國家層面的推動。2012年，國務院發佈空氣質量新標準，增加了對PM2.5值監測。2013年是北京開始在35個空氣質量監測站監測PM2.5等5項污染物質的“元年”。
也是在這一年，蘭燕飛發現3歲的兒子特別容易生病，每次去醫院，排隊看病的孩子總是特別多，並且很多都是呼吸道方面的疾病。
蘭燕飛說，小孩太小，她只想努力讓他去一個環境更好的地方生活。
面對霧霾想到逃，有沒有想過要去改變?“我解決不了霧霾的問題，那我就解決家庭的問題，解決孩子面臨的問題。”保護孩子，是蘭燕飛的選擇。
“可以多一種選擇”
策劃一場逃離。首先是來自父母的反對，“他們的理由很直接，我在北京打拼多年，好不容易工作、生活穩定了，終於步入正軌，卻要把一切都拋棄，太可惜。”
2014年，蘭燕飛32歲，有着不錯的工作，已拿到工作居住證，兒子也上了公立幼兒園。說到逃離，父母對她未來的發展充滿不安全感，但對蘭燕飛來說，不安全感來自生活的環境和孩子的健康。
還有工作，離開北京不意味着隱居，得掙錢、要考慮生存問題，正好有一位麗江的朋友聯繫蘭燕飛過去幫忙做新媒體，這對本就從事媒體工作的她來說並非難事。“這個是最主要的，把工作敲定了，其他的都好說。”
蘭燕飛回想了一下，在這場逃離中好像沒什麼“決定性時刻”。當年3月，計劃好了，收拾東西、打包行李、工作交接、訂機票，就這樣平順地離開。
最具有儀式感的是和朋友不停地約飯，“在北京那麼多年，朋友很多，今天一桌明天一桌，大概吃了半個月。告訴他們，我要走了。”
有朋友對這樣突然的決定不解，在北京這麼久了，人還年輕，有大好的拼搏奮鬥空間，不就是霧霾嘛，幾天就扛過去了，怎麼說走就走了呢?
“如果我沒有小孩，我也不會覺得是很大的問題，就像很多人一樣，雖然霧霾那幾天很難受，但是我可以扛過去，心裏都會這麼想。”
霧霾再次來襲，不斷有朋友向蘭燕飛諮詢是否應該離開，“我不能代替任何人做這種決定，這種選擇是非常個人化的，我只是建議，爲了孩子的健康，可以多一種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