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定基層醫療機構改革的政策時，我覺得整個過程中最關鍵的就是和編制、醫保等部門的反覆溝通和協調。”10月18日，在北京協和醫學院、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和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主辦的第四屆中美健康峯會上，廣州市衛生局副局長鬍丙傑坦言。在會上，胡丙傑介紹瞭如何與其他部門溝通、協商，讓醫改政策順利出臺、實施。
2010年，廣州市堅持政府主導，以“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爲主線，開始全面推進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綜合改革。該項改革主要包括優化醫療資源佈局及結構，多部門聯動推動機制改革，全面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能力建設和以全科醫生制度爲契機，大力推進基層人才隊伍建設等主要措施。
上述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據胡丙傑介紹，截止到2013年，廣州市共有3728所醫療機構，其中醫院有222所，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有3233所，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已經覆蓋了所有街道，每個鎮均設有1所鎮衛生院或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每個行政村設置了1所村衛生站。
從2013年廣州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出院情況來看，66.14%的診療人次和75%的出院人數分佈在醫院，28.41%的診療人次和11.8%的出院人數分佈在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與改革前的2009年相比，基層診療人次增長了49.7%，基層醫務人員的工資增長了14.6%。
伴隨成績而來的還有問題。胡丙傑坦言，在改革過程中，廣州市基層醫療體制改革一直力圖解決的問題還有一些未解決，並出現了新的問題。比如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機構尚未成爲承擔居民基本醫療服務的主體;區域醫療資源分佈不均衡，總體上仍存在城鄉差別大、分佈不均、資源配置不合理;績效工資激勵作用不大，缺乏全科醫生激勵機制;衛生信息化建設落後於衛生髮展和居民期望;人才成爲制約基層醫療衛生服務發展主要問題之一。
上述問題如果不解決，會成爲廣州市推進基層醫改進一步發展的制約因素。胡丙傑指出，但這些問題單靠衛生一個部門，是無法解決的。“醫改不是在改衛生，而是在改跟衛生相關的部門政策。”
胡丙傑的考慮不無道理。根據中國現行的衛生管理體制，衛生管理的職能是很分散的。衛生部門對公立醫院有發展權、人事權，但同時發改、物價、財政、編制、人社等部門等也在管理公立醫院的建設、物價、財權、編制、人員及醫保。這就意味着，衛生部門在制定某項醫改政策時，還需要找相關部門進行反覆協商、研究，然後共同推動。
據胡丙傑介紹，在前三年基層醫改的基礎上，2013年4月，廣州市開始對基層醫改進行調研，打算出臺一攬子計劃，解決醫改推行過程當中出現的問題。
“廣州市委、市政府領導高度重視基層衛生工作，針對調研報告所提出的問題和解決辦法，組織了相關部門進行反覆溝通。”胡丙傑指出，“在這個反覆溝通的過程當中，最關鍵的就是和編制部門、醫保部門的反覆溝通和協調。”
在發揮醫保報銷的槓桿作用方面，廣州市衛生部門和醫保部門的認識存在分歧。胡丙傑表示，“我們想發揮醫保政策的槓桿作用，引導老百姓去基層就診。但醫保部門認爲，老百姓不去基層就診，是因爲基層醫療水平不高。”
事實上，“我承認，目前基層醫療機構的水平確實有待提高，但一下子提高不可能，我們只能在加強基層醫療機構建設的同時，加強全科醫生規範化培訓，逐步提高基層醫務人員的水平。而醫保政策作爲引導基層首診的組合拳之一，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胡丙傑說。
“廣州市衛生部門擴增基層醫療機構編制的要求，與編制部門上級單位下發的政策有衝突。但編制部門會堅持只按照上級部門的文件給政策。”胡丙傑表示，爲了吸引人才來基層醫療機構工作，廣州欲制定措施，擴增編制，提高待遇，解決人才的職業發展和晉升問題。“這些都需要我們和相關部門反覆溝通、協調。”胡丙傑表示，“與其他部門討論的時候，一定要經過相關調研，然後提出可行措施，並說服相關領導，最終才能按照我們的思路來做。”
據悉，2014年6月3日和4月21日，廣州市委常委會和市政府常務會分別審議並通過《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基層醫療衛生工作的意見》及3個配套文件，從機構設置、人員編制、人才培養、考覈激勵機制、信息化建設、運營管理、服務能力提升等方面統籌部署，重點解決廣州市基層醫療衛生工作瓶頸問題，實現“小病不出社區、康復在社區”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