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之聲報道，國家衛計委近日下發《大型醫院巡查工作方案(2015-2017年度)的通知》，在今後三年內巡查41家醫院，將反腐倡廉作爲巡查工作重點，切實解決公立醫院存在的諸多問題。而日前新華社披露，2014年，安徽省檢察機關反貪部門共立案偵查醫療衛生領域貪污賄賂犯罪案件108件123人，其中院長16人、副院長6人，個別地市甚至出現塌方式腐敗。
公立醫院可探索外部審計制度
衛生部門應指導公立醫院切實落實藥品器材的採購和建設工程方面的招標投標制度，尤其是其中的評標、定標環節，應強化醫院內的民主決策機制。
安徽反腐風暴席捲醫療衛生領域，將公立醫院塌方式腐敗暴露在公衆面前，儘管觸目驚心，卻未必令人意外。在很多人看來，那就像是禿子頭上的蝨子——明擺着，只是查不查、何時查的問題。就此看，安徽醫療系統的腐敗情形有一定的代表性。
此次相關反腐動作，備受關注的一點是，不少涉案者是當地中心醫院院長、副院長和重點科室領導，他們是各醫院的行政領導，更是所在單位乃至本地區的業務骨幹、醫術權威。他們貪污尋租，一旦被清除出醫師隊伍，或引發這些地區醫療技術力量的“塌方”，且其元氣一時難以恢復，最終殃及患者，豈不可嘆?
應看到，私立醫院的投資人和院領導大多具有同一性，他們同醫院的發展同生死共存亡，其防腐能力相對較高;而公立醫院的屬性不一樣，其掌握的行政資源與責權利設計，都會誘導很多醫藥商和醫療器材商等把精力放在其決策層上。若公立醫院內外的防腐反腐機制不起作用，腐敗現象必然循着“蟲蛀效應”向外擴散。時下在醫療體制改革的背景中，國家對基層特別是縣一級公立醫院的設備購置、藥品採購與基礎建設等投入巨大，新農合政策又釋放了農民的就醫需求。這也讓遏制公立醫院腐敗的形勢更嚴峻。
在此情境下，必須加快亡羊補牢步伐，針對公立醫院廉政建設中的紕漏進行完善。我認爲，衛生部門應加大對公立醫院的檢查監督，指導醫院切實落實藥品器材的採購和建設工程方面的招標投標制度，尤其是其中的評標、定標環節應強化醫院內的民主決策機制，例如可探索“一把手”“二把手”末位發言制度和專家論證說明制度，建立健全一年一次的外部審計制度，並將抓落實跟績效考覈掛鉤。
還有，當下很多公立醫院也有醫務公開網絡平臺，但很多都處在殭屍狀態。依我看，無論縣級以上醫院還是負責新農合獨自採購的鄉級醫院，都該建有自己的藥品、醫療設備採購信息公開平臺，並由上級衛生部門籌建，建立運行情況實時督察機制。
如今，從衛計委到地方有關部門都將反腐靶心對準醫療領域，這也是敦促常態化發現與查處機制補全的重要契機。而機制性補漏，立足點還是應落在對一把手的權力制衡、對必要性醫務信息的公開上。□劉昌鬆(律師)
也該儘快解決醫療專家薪酬問題
待遇不合理自然不是腐敗的理由，可由腐敗易發牽引出的薪酬激勵體系問題，確實也該儘快予以解決。
在國內，公立醫院的院長、科室主任絕大多數都是資深醫療專家。醫而優則仕，部分涉案人員在科層制體系中從普通醫生、主治醫師到副主任醫師，直到走上醫院管理崗位，並不容易，可到頭來卻犯案入獄，實在令人感慨。
毋庸置疑，醫院成爲塌方式腐敗的發生地，院長主任們難辭其咎。但得看到，人心靠着制度，國內呈現集體性的“以藥養醫”，根源在分配機制的滯後，院長不是決定性因素。而動輒歸因於醫德敗壞，也容易陷入泛道德誤區。
媒體常會習慣性地說，以藥養醫誘發導致了普遍的醫療回扣及腐敗。問題是，“藥”爲死物，不會說話也無法下命令，怎會驅動這種壞結果的發生?說到底，是因“藥”背後連接的是一個存在紕漏的制度接口，它也在“逆淘汰”中滋長了某種隱性秩序與醬缸化氛圍。新聞中多個院長科室主任的落馬，也說明這種行業規則的複雜與堅硬已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
面對這種醫療專家們捲入的大面積腐敗，有人說，應重新審思醫療衛生體制中異化的“院長負責制”，它理應以管辦分開規避行政主導式的產生模式，並讓職代會的積極作用充分發揮出來，杜絕院長、科室主任們大權獨攬。這些很有道理，與此同時，也不能忽略一個問題：在成熟社會中，作爲醫療領域的專家或精英本該通過合法途徑，依靠醫療技術獲得與能力匹配的收入。但事實上，國內醫療專家被長年牢牢禁錮在體制內，待遇原地踏步，醫技養醫的路遙遠又不現實，通過合法途徑賺錢逼仄難行，障礙重重。一個鼓勵專家開私人門診的政策發酵數年之長，而真正走出來開自己門診的專家寥寥無幾。是專家們腦子出了問題，還是政策本身有硬傷?這值得思考。
如果醫療專家們能獲得市場上可體現身價的勞動報酬，無論是開專家門診也好，到民營醫院做院長主任也罷，都會有相應的激勵機制，腐敗的機率也會降低。這不是說，待遇不合理就是能腐敗的理由，可由腐敗易發牽引出的薪酬體系問題，確實也該儘快予以解決。至少作爲醫務工作者的我，對醫療專家涉腐的新聞很是痛心：培養一個醫療專家不易，當下公衆看病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又是優質醫療資源供應不足，而腐敗卻在侵蝕着這些寶貴的醫療人力資源。箇中癥結，不能不解。□吳帥(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