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政府財政收入一直以較快的速度增長，我國已具備建立大病救助機制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將因病致貧納入政府救助體系，既是社會救助體制的完善，也是社會進步的體現。
5年前，妻子杜某患上尿毒症，這讓下崗已10多年的丈夫廖某生活負擔陡然加重。在透析治療近半年後，廖某找人刻了醫院的收費章，在收費單據上蓋假章後交給醫院，爲妻子進行免費透析治療。4年間，廖某以此方式騙取醫院治療費17萬餘元。日前，廖某因詐騙罪在北京市東城法院受審。(詳見本報今日A19版)
廖某的行爲已經觸犯法律，給醫院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損失，這一點毋庸置疑，他面對的將是冰冷的監獄。他說他不怕坐牢，他只是不知道這個家以後怎麼辦，妻子與孩子的生活該怎麼繼續。在這個男人滿含的熱淚中，我們看到了無奈。
在如今的高醫療費下，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屢見不鮮。中產家庭面臨大病尚且脆弱不堪，況且像廖某這樣已經下崗十幾年，靠低保維持的家庭?近幾年，搶錢救妻、入獄治病等極端案例頻頻出現，凸顯我國在醫保制度方面還存在諸多缺陷與不足。缺乏完善的“大病救助體制”就是其一。
壓垮一個家庭的往往不是頭疼腦熱的小病，而是動輒需要花費數十萬上百萬醫療費的大病。當前大病報銷的條件過於苛刻，報銷範圍比較窄等因素，都制約着普通公民參保，尤其是農民工等沒有正式工作的人。按理說，醫保報銷應向農民工等貧困羣體傾斜，而現實恰恰相反，往往是公務員、事業單位等中上收入家庭可享受相對完善的醫保，而沒有正式工作的低收入家庭因爲種種條件限制不能參與醫保，這就造成了醫保資源的不平等傾斜。
1935年，紐約市長拉古迪亞旁聽一樁庭審，一老婦爲孫子偷麪包被罰10美元。審判結束後，市長脫下帽子放進10美元，說：“現在請每個人交50美分罰金，爲我們的冷漠付費，以處罰我們生活在一個要祖母去偷麪包來餵養孫子的城市。”同樣，對於“私刻公章免費透析”，我們也應爲社會的冷漠反思，爲制度的無力內省。
近年來，我國政府財政收入一直以較快的速度增長，我國已具備建立大病救助機制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將因病致貧納入政府救助體系，既是社會救助體制的完善，也是社會進步的體現。只有儘快建立“大病救助機制”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社會難題，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出現一個案例，電視、新聞報道，號召全民捐款，這終究是杯水車薪，治標不治本。
當公民個體遭受無力獨自承擔的災難和侵害時，政府不能讓公民陷入絕望的困境，任其自生自滅，而應承擔起應負的責任，由政府給予適當的補償和援助，幫助其渡過難關。這不僅是國家對弱勢羣體的人文關懷，更是政府應承擔的責任和道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