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辦正在整理收到的意見，對於其中合理的訴求，也會考慮作相應的修改。”6月7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黃險峯如是說。
作爲深圳市社保局的新聞發言人，在過去的一個月時間裏，黃險峯經歷了一場不曾預料到的風波。事情的起因，源於人們對《深圳市社會醫療保險辦法(修訂稿)》(以下簡稱《辦法》)中一些新規定的質疑。
“累計繳費年限滿25年”、“醫保繳費中斷超過3個月，連續繳費清零”等新規定，讓這部還處於徵集意見期間的《辦法》，曝光於全體深圳市民的關注之下。
在經歷了一番公示網站被擠爆的波折後，徵集意見的截止時間被從5月31日延遲到6月7日。如今，已有超過2萬條意見，通過電話、郵件等方式彙總到法制辦。
在質疑聲中，深圳市社保局也多次作出迴應。但出乎意料的是，人們質疑的焦點，逐漸從單個條款，轉移到對《辦法》和深圳醫療保險制度的整體質疑。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的專家則認爲，深圳醫保新政遭遇的尷尬，與我國目前醫保以地方爲主體的制度相關。在國家對於醫保的基本問題沒有形成統一標準時，地方政府制定的標準，往往會向本地利益傾斜，而這是造成目前對醫保政策諸多不滿的根源所在。
外來務工人員質疑
在深圳打工12年，如今已年屆四旬的申正國，不打算再爲自己繳納醫保費用了。讓他做出這一決定的，正是《辦法》中“累計繳費年限滿25年”、“醫保繳費中斷超過3個月，連續繳費清零”等新規定。
在申正國的理解中，這些規定將讓他面臨退休後仍需繼續繳費才能享受醫保，甚至完全無法享受深圳醫保待遇的困境。“像我們這些打工的會經常換工作，誰能保證25年的時間能夠連續繳費，中斷三個月就清零，那我們之前交的全都沒用了?”申正國說。
深圳大學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研究所所長翟玉娟也站在反對者一邊。
在深圳月均工資2850元的基礎上，翟玉娟計算出根據《辦法》繳費年限從15年延遲到25年的規定，參保人員將爲此多支付39330元費用。雖然《辦法》給出了5年的過渡時間，但在2017年之後，所有深圳市的參保人員均要按累計年限滿25年繳納醫保費用。
翟玉娟認爲，深圳繳費年限提高至25年，高於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是在將政府應該承擔的負擔轉嫁給參保人。
而在民間平臺勞資關係發展論壇發起人吉峯看來，《辦法》相對於此前的醫保制度，對外來務工人員的保障在倒退。醫保政策在與戶籍制度結合時，將成爲制約外來務工人員融入深圳的一大障礙。
根據《辦法》規定，用人單位應爲其深圳戶籍的職工參加綜合式醫療保險，併爲非戶籍人員選擇參加綜合式醫療保險、統籌式醫療保險、綁定式醫療保險。
翟玉娟告訴記者，按照這樣的規定，非戶籍人員只能由用人單位爲其選擇參保種類，而不能自行參保。實際操作中，企業出於控制成本上的考慮，往往會爲職工選擇繳費最低的險種。
在上述三種醫保形式中，不論是繳交比例，還是報銷待遇上都各有不同。綜合式繳交費用比例最高，報銷額度和比例也最高;綁定式繳交費用比例最低，報銷額度和比例也最低。
“爲什麼定25年，繳費標準是什麼?”吉峯說，如果能公開醫保基金具體收支情況，用事實說服我們，“那多少錢我們也願意交。”
地方立法兩難
針對質疑，社保局頻繁做出迴應。
“醫保是一種現付現支的保險，與養老保險不一樣。”黃險峯稱，醫保基金是拿現在沒生病的人的錢，去爲生病的人提供保障，必須考慮醫保體系的可持續性問題。
2010年，深圳市社保基金累計結餘1198.95億元。黃險峯透露，“按照目前的費率，10年內不調整，深圳市醫療保險基金也不會出現任何收支問題。”
但他同時亦指出，深圳外來務工人員多、年輕人員多等特殊優勢，將隨着人口紅利的消逝而逐漸淡去，深圳也必須考慮基金收支平衡問題。在他看來，提高繳費年限是遲早的事。
對於25年的年限等標準，黃險峯表示這是根據調研報告，對53個地區繳費年限情況分析，發現25年的最低繳費年限，是比較合適的期限。
但深圳市要解釋的問題不止於此，他們還要直面《辦法》出臺的立法等級問題。此次公佈的《辦法》，與深圳市此前公佈的養老保險等辦法以市政府條例形式出現不同，它以部門立法的形式出現，不需要經過市人大會議的審議。
有質疑者認爲，這種立法形式會讓《辦法》成爲社保局的部門法，而《辦法》中多達19處“另行規定”更是給了主管部門巨大的政策操作空間。
黃險峯認爲，國家雖然出臺了《社會保險法》，但是對於醫療保險的具體規定，如繳費標準、繳費年限、報銷額度等核心內容上，都沒有明確。在這種情況下，深圳市如果出臺一個通過人大審議的《醫保條例》，一旦國家政策明確或有所變動，深圳市就會陷入立法的被動中。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顧昕則認爲，國家層面在醫療保險立法上的缺位，是造成目前各地醫保糾紛的根本原因，而現在實行醫保異地轉移的政策，也是對現行醫保政策管理上的一種挑戰。
“什麼都不清楚，什麼都要地方自己來規定”，顧昕認爲，這種情況下，各地政府制定標準不一，就很容易形成人們都向往標準高的地區擠，標準低的地區參保人數少等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