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臟支架在全球應用廣泛,但其使用量的過快增長受到關注。受訪人士認爲,我國治理心臟支架濫用初見成效,但仍需在研發環節、使用環節加強管控,從源頭遏制行業亂象。
使用增長快
2012年在南京舉辦的有關國際會議上,美國、意大利等國的專家說,幾乎每個國家都存在病人不該放支架而被放入支架的情況。
中國醫療外科植入專業委員會統計資料顯示,2004年左右,我國心臟介入支架手術每年增幅基本處於50%,2008年增幅開始放緩。同樣來自這家機構的數據表明,2000年我國心臟介入手術的數量是2萬例,2011年這一數據已增至40.8萬例。
受訪人士稱,支架使用量的增長與心血管病發病率增長、支架手術漸趨成熟有關,也不排除不適宜做心臟支架手術的患者被植入支架的現象發生。
記者走訪山西幾家醫療機構瞭解到,一個幾毫米大的支架,國產多爲數千元,進口數萬元,價格懸殊源於進口支架殘次率低於國產支架。一個支架的利潤究竟有多大,一些業內人士對此避而不談,北京阜外醫院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醫生坦言,一臺心臟介入手術下來,主治醫生按規定獲取的診療費僅數百元,遠不及一個支架的收益。
是否濫用難界定
對於是否需要植入支架,很多患者猶豫不決。受訪人士認爲,表面上看這一現象的出現是醫患信息不對稱所致,實際上是對醫生醫術、執業理念和醫德的考驗。
受訪人士認爲,由於涉及誰來判定、是何標準等問題,支架是否濫用較難界定。
“手術需要配合造影同時進行,患者是否需要使用支架、使用幾個,皆需要醫生在極有限的時間裏做出判斷。對於熟練的醫生來說,連診斷帶治療在半小時內就可以結束。而這起着決定性作用的短短半小時,對醫生的醫術醫德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山西省心腦血管醫院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專家說。
山西省衛生廳專家劉洋說,中世紀文藝復興後,西方醫術取向過度追求精細、探源、機械的特點,引發反思。國際醫學界開始重新關注從整體、宏觀對症治療。很多實例也證明,一些冠心病患者可以通過改變生活方式和行爲嗜好來緩解病情,如果適應症不明顯,他們不需在心臟內安放支架。
普及醫學常識
受訪人士認爲,近年有關部門對實施心臟支架介入手術的醫療機構、醫務人員和診斷項目實施“三準入”,支架濫用初步扭轉、使用更加規範,但“治本”仍需不遺餘力。
首先,要加強對醫療從業人員的人文教育。“衛生部在三方資質上做出嚴格限制,一定程度上有利於心臟支架手術的質量安全保障,實效也較明顯。”劉洋說,“然而,治本之策仍在於醫德教育。醫學不能背離人文,如果專注於具體的操作領域而忽視了對患者病情的全面分析,將會導致整個社會對醫學界的信任下降。目前,相關課程設置在我國醫學院校普遍缺失,這一情況需引起重視。”
同時,對安放支架制定更加嚴格、更加具體的標準。比如,新加坡對支架的醫保報銷有嚴格的規定,超過3個支架醫保部門不予報銷,實施手術的醫生還要向專門機構陳述理由,這一做法可資借鑑。
另外,重視支架國產化環節。藥監部門人士認爲,心臟支架技術需要較大的研發和推廣成本,建議政府鼓勵研發、加大資金投入,進一步提高技術門檻,制定更高標準的質量管理條例,提高國產支架競爭力,爲患者和國家減負。(新華社記者劉翔霄)
